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免责条款部分 中国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城市规划 专题报告 2019/5/21 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 研究员：熊柴 xiongchai@evergrande.com 研究员：周哲 zhouzhe@evergrande.com 相关研究： 1. 《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 2018-03-18 2. 《生还是不生？——来自 12 万人的生育调查》 2018-04-04 3. 《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你生吗？》 2018-08-13 4. 《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 2019（上）》 2019-01-01 5. 《拯救人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 2019（下）》 2019-01-02 6. 《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你生么？》 2019-01-06 7. 《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19-01-24 导读：人口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 7 亿左右”。2019 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 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 1953 年的 6 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 年后中国人口将达 26 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 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 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 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 8-10 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 1 才能使中国人口在 2000 年之前低于 11 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 7 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 2000 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 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 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 2004 年开始发现，2003 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 年宋健等认为 1990 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8 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 年 11 月、2011 年 6 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 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 2012 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 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 4995 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 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50-110 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 130-160 万。2013 年 11 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 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 2013 年增加 47、15 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 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 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立足企业恒久发展 2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 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 220-450 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在 1800 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 160-470 万，每年出生人口在 2000 万左右。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 2018 年即较 2017 年下降 200 万，不过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 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 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认为中国人口或在 2027 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 2018 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 年 3 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 年 4 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 GDP 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 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 30 年升至 50.2 年，天然气储采比从 49.9 年波动至 52.6 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