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非典型劳动形态研究”( 20CSH047) 资助。“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陈龙提要: 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 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关键词: 外卖骑手劳动过程控制权数字控制劳动过程理论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不确定性”。资本在购买劳动力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劳动力百分之百地转移到产品或服务中去。这一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把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非常必要( 布雷弗曼，1979:54) 。但是，资本在控制劳动的过程中也必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工人反抗的种子。因此，劳动过程理论所要回应的核心议题就是资本如何控制劳动以及工人如何反抗，也即劳动秩序何以可能。“资本如何维系生产现场的秩序是劳动过程理论解释的基本问题”( 王星，2011) 。人类社会已从工业化生产时代迈入了互联网时代，从实体经济迈向了虚拟的平台经济，资本的“触角”也不满足于停留在对生产领域的劳动控制上，而是延伸到流通领域( 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的工作) ，因此劳动过程理论也要顺应时代变迁。本研究即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出发，关注资本控制劳动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经113济中发生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时代相比，互联网平台劳动者似乎拥有很大的“自由”和“自主性”。“饿了么”提出，工作“自由”是吸引骑手的重要因素，超过 60% 的“蜂鸟”骑手最看重自由的工作时间，而近30% 的骑手表示喜欢骑车穿梭在城市中的感觉。① 研究者也已经发现，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传统雇佣组织存在着巨大差异，“劳动者在平台上接单和工作，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休息休假，甚至能够决定劳动供给与薪资水平，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性”( 吴清军、李贞，201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公司已经放松了对劳动的控制?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就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出发点相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参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看起来又非常“自由”，而且在工作中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不仅如此，相比于工业化生产时代，“饿了么”“美团”等互联网平台的用工规模史无前例，“饿了么”官方网站公布的注册骑手数量为 300 万人，②“美团”公布的则超过 270 万人。③ 规模如此庞大的外卖骑手群体竟可以每天有条不紊地穿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关切出发，本文试图探问: 互联网平台控制下的劳动井然有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技术控制( 一) 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技术控制马克思揭示出技术的两种类型，一是作为物质人造物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作为社会形式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Grundmann，1991: 139) 。前者指科学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后者指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起着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同时也是资本控制劳动的重要手段。自马克思以来，对技术控制的分析基本沿着科学技术控制和组织技术141社会学研究2020． 6①②③参见“饿了么”内部发布的《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参见“蜂鸟即配”的首页( https: / /fengniao． ele． me) 。参见“美团配送”的首页( https: / /peisong． meituan． com) 。控制两条线索展开。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马克思，2004: 427) 。生产方式的两次变革分别指组织技术与科学技术的革新。首先，工场手工业改进了劳动力组织方式。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制造了“局部工人”;另一方面，劳动力等级制度把工人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分工和等级制度共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导致劳动力价值的贬损。随后，工业生产革新了生产技术，将劳动资料从工人手里转移到机器上，并用自然力取代人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机器应用对工人的直接影响，指出机器对工人体力的替代消除了工人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别。随着妇女和儿童加入劳动大军，资本获得了更加易于控制的工人; 同时，在失业危机下，工人的反抗意愿和能力也被削弱了( 马克思，2004: 454 － 464) 。沿着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首先分析了泰罗(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的科学管理。在他看来，科学管理与科学技术无关，而属于管理方法和劳动组织的发展( 布雷弗曼，1979: 78) 。科学管理的目标是要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转移到经理部门，并把对工人的控制精确到每一操作。泰罗认为，这一目标通过三个步骤即可实现: 第一，搜集和发展关于各个劳动过程的知识; 第二，将这种知识集中到经理部门; 第三，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骤( 布雷弗曼，1979: 110) 。最终，科学管理将导致劳动者手与脑的分离和对立，工人的工艺知识与劳动的控制权被剥夺，“工人只起齿轮和杠杆的作用”( 布雷弗曼，1979: 124) 。紧接着，布雷弗曼分析了科学技术控制对工人的影响。他从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出发，揭示了“机器的本性以及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没有必要再让直接操纵机器的人具有对机器的控制力”( 布雷弗曼，1979: 172) 。他还以车间机床的“数值控制”( numerical control) 为例，说明机器是如何根据数字程序按部就班地工作进而降低对机器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相比于泰罗制引发的激烈反抗，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技术鸿沟更容易使工人屈从于机器的支配。埃德沃兹( Ｒichard Edwards) 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中同样选择从劳动组织技术开始分析。“控制系统”是他分析的基础。他认为控制系统包含三个要素，即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工作的表现以及奖惩工151专题研究“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人( Edwards，1979: 17 － 18) 。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控制系统完全由雇主一人掌握，先后出现过雇主控制和等级控制两种非结构控制。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非结构控制继续存在于处在经济边缘地带的中小企业中，而处于经济核心的垄断公司则由于等级控制的失效和大量文职人员的出现不得不采取新的控制手段，即把“控制系统”分别嵌入到公司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中。前者被称为“技术控制”( Edwards，1979:110) ，后者被称为“科层制控制”( Ed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