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李　扬　殷剑峰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 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等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 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 但是 自1992年以来 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 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 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 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 其主要原因在于 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 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 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 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关键词：储蓄率　资金流量表　收入分配∗　李扬、殷剑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子邮箱：yjfifb＠cass．org．cn。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文责自负。全文数据除非特别指明 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①　例如 根据 Louis（2005b）的统计 2002年美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的储蓄率分别为14∙3％、25∙5％、28∙3％和31％。一、引　言中国的储蓄率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 并且还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根据 GDP 的支出法统计 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47∙9％ 不仅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① 而且还比“六五”开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图1）。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及其持续时期之长固然令人困惑 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为棘手。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面 高储蓄率显然构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另外两个表现在需求面上的突出问题———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高顺差———的物质基础。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3∙4％ 比198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则在同年达到了4∙5％的创纪录水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高投资如何令人担心 亦无论巨额顺差引发的贸易摩擦如何让人不堪忍受 在国内消费率未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 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须容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一点 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需求管理的困境 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将分析的视野转向另一面 即国民经济的供应方面。于是 更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 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团”并制定相应对策的关键之一。14李　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图1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1978—2005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支出法 GDP 统计。 　对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主要是在总量层面上展开的。例如 李扬和殷剑峰（2005a 2005b）就曾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分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率问题。此类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的一些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响 从而指明中国当前的“三高”并不能简单地靠政策措施予以调整 但是 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在国民经济中 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进行储蓄以及储蓄的动机是什么 因而也就难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部门储蓄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进展 例如 臧旭恒（1994）、贺菊煌（2000）以及 Modigliani 和 Cao（2004）等分别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储蓄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动进行了分析 任若恩和覃筱（2006）则利用中国和美国两国的资金流量表 对两国居民储蓄率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 这些分析针对的是单个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国的居民部门 缺乏对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考察。完整地考察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 各个经济部门的储蓄变化同时依赖于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部门的储蓄倾向（参见下文） 而不同部门的储蓄行为可能截然不同 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都会对国民储蓄造成影响 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储蓄率变化偏离仅基于居民部门的储蓄理论（例如持久收入假说）。例如 Edwards（1995）曾经对36个国家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 发现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主要同人口结构、金融深化、养老保险等因素相关 决定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稳定性 而私人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间的关系表现为后者上升对前者的挤出效应 这些复杂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使得各国的储蓄率出现很大差异。为了能够对经济体中各部门的储蓄行为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 其最有利的工具就是资金流量表。对此 王传纶教授（1980）、贝多广（1995）很早就详述了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方法 但囿于当时数据的匮乏 而没有展开具体分析。近些年 随着统计数据的更新 许多研究人员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例如 许宪春（2002）、郭浩（2001）和 Louis（2005a 2005b）都依据当时可得到的中国资金流量表 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由于 Louis（2005a 2005b）的数据最新 其研究结论可能更具启示意义 他发现：第一 不仅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 而且 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也同样显著地高于其他国家；第二 企业的储蓄率高是因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 这使得企业保留利润迅速上升；第三 政府之所以从事储蓄 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以往的诸多研究赋予我们很多启示 然而 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反映不同部门储蓄行为的部门储蓄倾向这两个关键点展开 从而难以勾勒出一个总的图景。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个补充 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其一 中国的高储蓄率确实是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动的 但是 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进一步攀升则主要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提高有关；其二 企业的储蓄率较高确实是企业可支配收入或利润上升的结果 但是 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润的上升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 而应归因于企业的主要成本———劳动报酬和利息支出———长期152007年第6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三 近年来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上升并非主要为了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 而是直接进行的政府投资。在下文中 首先利用资金流量的实物表对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进行计算和比较 并得出若干结论；然后 利用资金流量的金融表对以上计算结果的统计误差进行修正；继而 分别对决定储蓄率的两大因素———收入分配的占比和储蓄倾向的变化———进行分析 更深入地探讨国民储蓄率上升以及各部门的贡献 并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最后 将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二、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结构：实物交易表分析　表1国民储蓄率和部门储蓄率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政府储蓄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