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未来-建设新世纪的亚洲企业

2022年1月亚洲的未来建设新世纪的亚洲企业亚洲的企业格局正在快速改变，CEO的角色和优先要务可能也需要随之调整。新冠疫情给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以及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放眼未来，亚洲企业领袖最关心这样两个问题：如何补齐疫情前就已存在的业绩短板?另外，在技术变革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下，企业应如何定位自己，才能在波动性突出的时代赢取成功? 亚洲市场极富活力，亚洲企业也凭借巨量资本投入收获了显著增长，但价值创造仍然是短板。在疫情暴发前的十年里，每新增2美元全球资本，就有1美元流向亚洲企业——每新增3美元，就有1美元投给中国企业。然而，在亚洲，更多的企业似乎陷于价值破坏，而非创造价值。在亚洲，“陷入困境”（即经济利润损失严重）的企业更多，效益好的更少，疫情则拉大了领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差距。尽管如此，亚洲企业界在疫情下还是展现了韧性，扩充了利润。随着各大经济体持续反弹，企业界似乎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势头，即领先企业将疫情作为提升业绩的催化剂。但企业也面临另一个要务：更积极地履行责任。在亚洲和其他地区，企业的角色不仅体现在获取经济利益，还应承担起更大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企业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监督，人们希望了解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对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这些相关方既包括客户和供应商，也包括公民和政府。 在这个属于亚洲的世纪取胜，企业需要建设各种新能力，才能在一个不同以往的世界基业长青——并为社会的健康做出贡献。而问题是怎么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从亚洲市场不断演变的企业格局切入，通过对该地区的CEO进行的一系列访谈，试图找出可能攸关未来成败的五个主题，据此讨论CEO应考虑的优先要务。 亚洲的企业身处竞争性加剧的环境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先前的研究，企业对经济体极为重要，它们为经合组织（OECD）的发达经济体贡献了72%的GDP。企业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显著。1960年以来，经合组织主要经济体的实际人均GDP翻了两倍，企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在科技更多地驱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1995年以来，企业贡献了85%的科技投入，实现了8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企业对这两个方面的贡献率甚至比对GDP的贡献还大。例如，在亚洲，韩国和日本的企业界对经济的贡献度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无论从附加值、总产值、就业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存量，还是从研发支出来看，都是如此。企业为家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最大的直接贡献就是以雇主的身份提供就业岗位。我们为总部设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境内、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母公司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数据集，并对这些企业做了分析。在经合组织经济体内，一般的大企业（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会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从每1美元中拿出0.25美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企业也为其他企业创造收入。每1美元的公司收入中就有超过一半（0.58美元）流向供应商，然后成为后者的工资、投入和利润。企业还以另一种方式做出贡献，就是通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创造消费者盈余，企业每获得1美元收入，相当于创造了0.4美元的消费者盈余。在亚洲发达地区，（每1美元收入当中）由企业流向家庭的经济价值接近OECD的平均水平，流向供应商货款的经济价值比流向人力和资本的大约多出0.03到0.04美元。在亚洲新兴市场，（通过工资和福利）流向人力的经济价值则低得多，例如，在马来西亚，这个数字仅为0.1美元。但是，企业在各经济体内起到的作用以及它们所取得的成效存在很大的差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根据人力和资本（有形和无形资本）、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例如，通过调整成本结构或研发支出力度），以及企业的相对效益等输入数据明确了八个企业类型。这八个类型是：（1）发现1建设新世纪的亚洲企业型，比如推动前沿科技发展的生物技术企业；（2）技术型，包括IT公司和数字平台；（3）专家型，包括专业服务单位、医院、高校；（4）交付型，即分销和销售商品的企业；（5）制造型（制造商）；（6）建设型，包括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化工企业；（7）能源型，基本上指能源企业；（8）金融型，包括银行和投资企业。发现型和技术型企业的研发强度和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类型，而交付型、制造型和建设型作为雇主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结构朝着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倾斜，逐渐偏离制造业，再加上技术的广泛应用，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企业类型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从1994年到1996年，以及从2016年到2018年这两个时期里，制造型的占比从38%下降到25%，建设型则从19%下降到16%。相反，金融型的占比则从10%上升到了15%，专家型从2%上升到了6%。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的研究当中，我们明确了亚洲经济体的四个集群，我们称之为“四个亚洲”（the Four Asias），每个集群的企业类型结构也都在以不同方式发生改变（见图1）： — 在发达亚洲，制造型在2016到2018年贡献了42%的企业总收入，远高于美国（17%）和西欧（23%）的水平。在发达亚洲，发现型和技术型的收入占比稳定在10%左右，大约是美国同类企业收入占比的一半。 — 在中国，同一时期内金融型的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了20%，而制造型的占比则从10%上升到了28%，建设型的收入占比从13%增加到了25%，反映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及如火如荼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成为创新中心，发现型、技术型和专家型企业的收入占比从5%提高到10%，反映出科技和专业型企业的成长。 — 在新兴亚洲，制造型的收入占比从43%急剧下跌到17%，能源型的占比则从3%跃升至33%，这部分地反映出资源和能源行业的发展态势。 — 在印度，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正在同时进行，制造型的收入占比大幅下降，从34%降到21%，能源型的占比也从39%下降到了28%。但是，建设型的收入占比从7%跃升至24%，技术型、专家型和金融型企业也都分别提高了收入占比。 在亚洲世纪取胜，企业需要锻造五种关键能力 随着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日益突出，企业需要建设各种新的能力，才能在亚洲世纪取胜。我们对该地区的多位CEO做了访谈，并总结出五个主题。1.利用数据和技术的力量，在无国界的经济中取胜数字化为亚洲企业界提供了创造价值的肥沃土壤，若论应用各类新技术，这些企业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的同行都要更快。在这片沃土，一个流动性相对较高的跨境经济体系推动了技术的传播，而且熟悉数字技术的消费者们不仅催生出巨量的数据，也比其他地区的类似人群更愿意分享这些数据。 数字技术的推广是一个全球现象，而在亚洲，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疫情暴发前的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采用各类新技术最快的地区。亚洲贡献了52%的全球科技企业收入增幅，吸收了43%的新增初创企业融资，申请了全球87%的新增专利。 全球范围内，消费市场的数字化正在使各行业的边界变得模糊。然而，由于这里的行业结构没有其他地区那么僵化，亚洲的数字化格局也可以说更具流动性，也更符合“无国界”特征。这意味着亚洲的企业格局存在更大的可塑空间和跨越发展的潜力。“超级应用”在亚洲比在西方经济体更盛行。在中国初试啼声之后，随着亚洲各经济体日趋一体化，这类应用就席卷了这个地区。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