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金君达　 　 【内容提要】 　美国出现过两次针对共产主义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即“ 红色恐慌”，它本质上是一种由保守主义政客领导、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的、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动员手段的社会运动。 “恐慌”可能导致美国政府采取具有意识形态对抗和排外色彩的内外政策，研究“恐慌” 形成机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作者结合政治过程理论等主流理论和案例特点，提出了适用于“恐慌” 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运动三要素模型，认为议题素材、运动领袖和运动听众是美国发起和维持反共社会运动的三要素，也是“恐慌”形成的先决条件。 在两次“恐慌”中，运动领袖建构出外来威胁，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员，运动随着争议性剧目的爆发不断升级；在领袖失去政治声望后，运动则随之降温。 将该模型应用于当前美国反华政治，可以看出美国尚未形成类似“恐慌”的排华运动，但拜登任内在野的共和党政客有动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对美国正在酝酿的反共运动应保持警惕。【关键词】　 社会运动；社会动员；意识形态；麦卡锡主义；政党政治【作者简介】　 金君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１００７３２）。【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３１－２４∗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１３１··　世界政治􀪇􀪇􀪇􀪇􀪇􀪇􀪇􀪇􀪇􀪇􀪇􀪇􀪇􀪇􀪇􀪇􀪇􀪇􀪇􀪇􀪇􀪇􀪇􀪇􀪇􀪇􀪇􀪇􀪇􀪇􀪇􀪇􀪇􀪇􀪇􀪇􀪇􀪇一　 引言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政治性运动。 美国曾发生两次以“反共”为主要诉求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下简称“反共运动”），两次运动均出现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最后导致出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清洗。 反共运动的高潮被称作“红色恐慌”（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以下简称“恐慌”），其中第二次“恐慌”即“麦卡锡主义（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日后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 “恐慌”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激烈形式，研究其形成机制对于预测当事国内政外交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亲历者穆瑞·列文（Ｍｕｒｒａｙ Ｂ． Ｌｅｖｉｎ）将“恐慌”定义为“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在美国爆发而造成的全国范围反共狂热，人们害怕它可能改变教堂、家庭、婚姻、礼仪和其他美国生活方式”。① 第一次“恐慌”是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美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对劳工组织、左翼人士和俄裔移民的大规模审查，伴随的反共运动始于１９１９ 年年初的大罢工。 第二次“恐慌”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Ｊｏｓｅｐｈ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对“苏联间谍”的大规模清洗，“麦卡锡主义”因此得名，②伴随的反共运动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ＨＵＡＣ） ③的反共审查，持续至 ６０年代的平权运动。 “恐慌”是反共运动的子部分，其特征包括联邦政治机构主导的群体性恐慌（ｍａｓｓ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大规模政治审查和迫害、社会自发的排外暴力活动和检举等。“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有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国内的反共运动极大限制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政策选项。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联渗透论”的狂热宣传与认知导致美国决策层将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对立面。中国随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抗加剧。 在美国，“恐慌”使大量左翼人士受到不公正调查，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 即使在麦卡锡下台后，残留的反共思潮也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平权和反战运１３２··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①②③Ｍｕｒｒａｙ Ｂ． Ｌｅｖ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ｐ．２９．Ｒｏｂｅｒｔ Ｊｕｓｔｉ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ｓ”：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２１－１９４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６， ｐ．１０．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于 １９３８ 年成立。 戴斯属于民主党保守派，曾于１９３２ 年支持罗斯福新政，但在 １９３７ 年后与罗斯福及执政的进步派决裂，与共和党保守派一同发起意识形态审查。在 １９４５ 年戴斯卸任之前，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又被称为“戴斯委员会”，其调查对象主要是新政机构、劳工组织和其他左翼组织。 “非美”即“不爱美国”、可能出卖美国之意。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是美国国会首个常设的专门调查“颠覆”活动的委员会。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动形成了阻碍。近年来，美国政坛对华战略敌意上升，多名政学界人士公开警告“麦卡锡主义”可能重现。① 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三次“恐慌”？ 反共运动在何时会升级为“恐慌”？ 本文对 ２０ 世纪美国两次反共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美国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和升级为“恐慌”的必要条件，并分析美国社会近期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本文基于历史案例和社会运动理论构建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三要素模型。 通过对历史上两次“恐慌”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国的反共运动是其政客通过建构议题动员选民的过程。 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即议题、运动领袖和听众。 三者的形成依赖以下过程：其一，国内政治斗争的特殊态势催生了试图通过反共运动夺权的政客，这些政客成为反共运动领袖。 其二，运动领袖根据美国遇到的外部挑战建构出安全威胁。 其三，社会矛盾为政客进行反共动员提供了群众基础。二　 相关文献梳理“恐慌”是反共运动持续升级的产物，对“恐慌”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反共运动全程。结合史实与相关理论，本文将反共运动定义为带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社会运动（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美国学者已就反共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政治学理论对“恐慌”案例的解释在美国政治学中，社会排外思潮和排外运动被称为政治压迫（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或政治排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两次“恐慌”是政治压迫现象的重要案例。 美国政治学界根据对“恐慌”的档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反共运动中政治压迫升级的四类成因。第一类研究强调反共政客影响。 詹姆斯·吉布森（Ｊａｍｅｓ Ｇｉｂｓｏｎ） 运用政治压迫模型研究两次“恐慌”，指出“恐慌”中的政治压迫都由精英而非群众发起。② 反共运动１３３··􀪇􀪇􀪇􀪇􀪇􀪇􀪇􀪇􀪇􀪇􀪇􀪇􀪇􀪇􀪇􀪇􀪇􀪇􀪇􀪇􀪇􀪇􀪇􀪇􀪇􀪇􀪇􀪇􀪇􀪇􀪇􀪇􀪇􀪇􀪇􀪇􀪇􀪇①②“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历史学界被称为“第二次红色恐慌”，但“麦卡锡主义”一词知名度更高，因此更多地被中美政界和学界公开使用。 本文探讨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在学术讨论中使用范围更加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