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李隽旸　 　 【内容提要】　 在回答冲突何以发生并扩散这一问题时，冲突理论家渴望建立统摄国家间战争与内战的统一分析框架。 作者尝试回应这一理论愿景，借用图论的形式语言打造冲突系统动力学的一种新图式“战争图集”。 其中冲突被刻画为一个图，作战单元是顶点，冲突与援助行为是边，冲突之间的关系被刻画为图与图的互动，体系是图的集合。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个假说重新解释了冲突的起因和扩散，并且可以被修昔底德记载的柯西拉内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过程所证实：战争通过援助行为引发另一场战争，并通过冲突体系的结构类似自我复制，星火由此燎原。 战争图集抛弃了冲突研究的干扰项国内—国际政治二分，无须依靠或颠倒第二意象就能刻画出复杂冲突的逻辑地形图，是图式层次的革新，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可加以利用。 战争图集还展示了理论家的另一项科学使命，即在历史的低维切片上构拟高维的复杂理论体系。【关键词】　 冲突扩散；体系动力学；图论；修昔底德；战争图集【作者简介】　 李隽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１００７３２）。【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２５－３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ＣＧＪ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１２５··􀪇􀪇􀪇􀪇􀪇􀪇􀪇􀪇􀪇􀪇􀪇􀪇􀪇􀪇􀪇􀪇􀪇􀪇􀪇􀪇􀪇􀪇􀪇􀪇􀪇􀪇􀪇􀪇􀪇􀪇􀪇􀪇􀪇􀪇􀪇􀪇􀪇􀪇　 　 研究冲突的学者们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能够同时容纳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这两种类型的冲突。 ２００３ 年，《国际研究评论》专刊曾探讨为国内和国际安全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在导言中，苏珊娜·沃纳（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戴维·戴维斯（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和布鲁斯·比诺·德·梅斯基塔（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宣称：“使用单一理论框架去理解国内与国际安全议题是可能的。” ①２０１３ 年，戴维·坎宁安（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和道格拉斯·莱姆基（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呼吁，不应假定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是不同的冲突类型，而要把暴力冲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②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在体系层次上具有严格形式定义的统一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以“战争图集”这一全新图式（ｓｃｈｅｍａ）来回应这一理论愿景。 要建立这一框架，首先必须打碎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一　 冲突研究的“第二意象”枷锁（一）冲突理论家的愿望：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在建立统一的冲突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相较于冲突的持续和结束，冲突的爆发与扩散是对内战和国家间战争做不必要区分从而导致研究困难最多、最密集的地方，③因为冲突的爆发与扩散常常同时涉及这两类战争。 直面这些困难将成为建立统一图式的起点。 这两类战争是否可能互为因果？ 其体系层次上的机理如何？ 我们的理论尝试从这里开始。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修昔底德的著述。 他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内战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补充了当代冲突研究④的经验池；他充满理论自觉的战争叙事则提示我们，人类原本就是在统一框架内思考这两类战争的。导致冲突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行为体特质的，另一类是与体系相关１２６··　 “打碎第二意象”：战争图集及其修昔底德例解􀪇􀪇􀪇􀪇􀪇􀪇􀪇􀪇􀪇􀪇􀪇􀪇􀪇􀪇􀪇􀪇􀪇􀪇􀪇􀪇􀪇􀪇􀪇􀪇􀪇􀪇􀪇􀪇􀪇􀪇􀪇􀪇􀪇􀪇􀪇􀪇􀪇􀪇①②③④Ｓｕｚａｎｎｅ Ｗｅ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１．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６１０．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ｓ，” ｐ．６１４， ｐ．６２６．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冷战以来的内战。 参见 Ｔｈｅｒéｓｅ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２０２０，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ｙｒ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４， ２０２１， ｐ．８１０， ｎ．３；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Ｋａｌｙ⁃ｖａ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ｘ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Ｃ． Ｓｔｏｋｅ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４１７。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的。 围绕行为体特质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①体系性变量则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 目前，试图为冲突研究提供统一分析框架的绝大部分理论尝试都建立在詹姆斯·费伦（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的理论基础之上。② 他的理性主义解释将战争爆发等同于行为体谈判破裂，然后将谈判破裂归因于信息私有性、承诺不可信性和议题不可分性，③从而统摄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的参战方。然而，即便有了费伦的理论框架，两类战争的研究者仍然各行其是，诉诸不同的冲突数据集，遵循不同的归因习惯。④ 这是为何？ 原因在于费伦关注的三个因素均出自行为体视角，并没有为体系层次的现象提供统一描述。 一些本质上相同的体系现象———包括冲突的扩散效应、第三方援助与结盟以及极数对冲突爆发的影响———在不同类别的冲突研究中仍被当作不同的现象来理解。 这无疑妨碍了相关分析的展开。除行为体层次的统一框架外，我们仍有必要在体系层次寻找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第一，这个框架应当能够统摄地描述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将冲突分为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两种，那么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有四种，相关研究也因此被分为至少四类，现象的命名五花八门。 第一类是国家间战争对内战的影响。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好像一位“使用暴力的教师”，⑤许多城邦因此陷入内战。 ２０ 世纪的理论家则将国内战争的国际起源统称为“颠倒的第二意象”。⑥ 第二类是内战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这被称为国际政治的“第二意象”，在冷战期间尤为突出。 有学者将１２７··􀪇􀪇􀪇􀪇􀪇􀪇􀪇􀪇􀪇􀪇􀪇􀪇􀪇􀪇􀪇􀪇􀪇􀪇􀪇􀪇􀪇􀪇􀪇􀪇􀪇􀪇􀪇􀪇􀪇􀪇􀪇􀪇􀪇􀪇􀪇􀪇􀪇􀪇①②③④⑤⑥杰弗里·狄克逊总结了 ３０ 个常用变量，其中只有社会碎片化程度、邻国是否正在发生冲突等少数几个变量是关于体系的，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