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杨　 原　 　 【内容提要】　 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 根据该常识,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获胜概率应当大于弱国获胜概率。 但现有不对称冲突研究普遍忽视了对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横向比较,因此这种直觉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 针对这一空白,作者提出了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 该理论认为,冲突双方的决心对比是决定大多数国际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强国与弱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会导致双方决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而弱国所拥有的相对决心优势又会因选择效应进一步增大,因此在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而不是弱国更可能向对方让步。 该理论基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1946—2017 年数据的统计检验,在一定条件下挑战了“强权即公理”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常识。 除迫使我们反思实力与权力的关系外,决心选择理论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秩序为何得以保持和延续、大国权力竞争方式为何由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释视角和解释机制。 更重要的是决心选择理论提示,国家间互动结果存在现有三大理论范式均未充分注意到的“决心选择”逻辑,这为范式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关键词】　 不对称冲突;国际安全秩序;决心对比;权力竞争;选择效应【作者简介】　 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中图分类号】　D80　D815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6 -9550(2022)05-0046-3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美竞合战略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机制、未来趋势及对策研究” (项目批准号:21BGJ007)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46··　国际关系理论■■■■■■■■■■■■■■■■■■■■■■■■■■■■■■■■■■■■■■　 2022 年第 5 期一　 引言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时,谁的获胜概率更大? 国际关系学界将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方发生的冲突称为“不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①因此本文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但上述研究问题不仅涉及不对称冲突的结果这个中层理论议题,还涉及权力这个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 权力指行为体 A 让行为体 B 做后者原本不愿做的事的能力。② 根据该定义,A 和 B 存在偏好和意愿上的冲突是 A 对 B 拥有权力的前提;B 最终选择让步和服从是 A 对 B 拥有权力的体现。 从这两方面看,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意味着双方存在偏好和意愿上的冲突,其中一方获胜意味着另一方最终选择了让步和服从,因此“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还是弱国的获胜概率更大” 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在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时,谁的权力更大”。“强国还是弱国的权力更大”乍看之下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载的那段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非常直白地表示:“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 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③这个被后世概括为“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 的论断代表了人们对政治结果的普遍印象,④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被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不断复述。 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大国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小国的国家”,而小国“反过来不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大国”。⑤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实力更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决定博弈的性质和规则。⑥ 罗伯特·杰维斯47··■■■■■■■■■■■■■■■■■■■■■■■■■■■■■■■■■■■■■■①②③④⑤⑥广义的“不对称冲突”有三种含义,其中的“不对称”除本文所指的实力不对称外,还可能指法律地位上的不对称(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和冲突战略的不对称(常规军事手段与游击战、恐怖袭击等非常规军事手段)。相关梳理参见 Christofer Berglund and Emil Aslan Souleimanov, “What Is (Not) Asymmetric Conflict? From Con-ceptual Stretching to Conceptual Structuring,” Dynam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Vol.13, No.1, 2020, pp.87-98。相似的分类参见 Giorgio Gallo and Arturo Marzano, “The Dynam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s: The Israeli-PalestinianCas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29, 2009, pp.33-34。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 pp.202-203.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3 页。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p.380; Iver B. Neumann and Sieglinde Gstohl, “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 in Christine Ingebritsen,et al., ed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17.Hans J. Morgenthau, Science: Servant or Mast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2, pp.129-130.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194-195.(Robert Jervis)认为,小国相对弱小的实力使得它们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更小。① 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认为,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更有能力左右其他国家。② 相应地,大量研究认为物质实力能够正向决定冲突结果。③ 甚至有学者据此反过来将冲突结果作为测量国家实力的核心指标。④“强权即公理”还是诸多以国际冲突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或隐含前提。 如均势理论和安全困境理论隐含地假定,实力差距越大,强者获胜的概率就越大,因而弱者增强实力制衡强者的动机越强烈。⑤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实力优势意味着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实现自身实力最大化。⑥ 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稳定论认为,实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