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主争论到目标争论——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从自主争论到目标争论∗———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黄宇韬　 　 【内容提要】　 规范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聚焦建构主义前沿理论有关“争论” 的研究，作者把争论的内容分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运用争论内容的递进来推动国际规范转变。 自主争论是为自身行为辩护，工具争论旨在反思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目标争论则重塑如何行动才具有正当性这一价值判断。 争论递进的机制是学习，即通过成功实践创造可供观察与解释的经验证据，进而促使国际认知社群实现自我理念的更新。 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马来西亚与中国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非正统”政策，为国际技术专家提供了新的学习素材，进而推动了管理资本流动规范的转变。 争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必然受到冲击，但争论内容的不断递进会对国际规范产生实质性影响。 尽管短期内难以利用强制、模仿和说服等传统理念传播方式，但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广其理念。 在此过程中，成功的实践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因素。 缺少经验证据的累积，单凭外部危机所触发的“机会窗口”无法真正实现国际规范的转变。【关键词】　 国际规范；争论递进；学习机制；新兴国家；资本账户管理【作者简介】　 黄宇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１００７３２）。【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６２－３４∗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６２··■■■■■■■■■■■■■■■■■■■■■■■■■■■■■■■■■■■■■■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既有研究认为国际规范的构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非西方国家也能发挥施动性影响规范的构成。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传统上被社会化的对象向外施加影响的路径与机制并未得到充分解释。 本文提出新兴国家可以通过争论内容的递进推动国际规范转变。 聚焦于资本账户管理，本文分析了马来西亚与中国以争论递进的方式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非正统” 政策，并为国际认知社群提供了经验证据，从而推动了对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应然”思考。一　 规范研究的进展与不足国际规范是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具有主体间性，用以指导和调解国家间的互动。规范研究在兴起之初，聚焦于霸权国如何推广自身理念，从而促使其他国家接受和遵从。① 规范在经过兴起和普及之后便进入内化阶段，从此退出公共辩论场域，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集体认同，并长期指导和约束着国家行为。②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政策趋同的过程中，“正统”的国际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③规范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 一是认识到规范的构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早期的研究把规范当作稳定的要素，其目的是将其与权力和制度并置，分析规范能否独立地发挥作用。④ 因此，规范的内容被假定是不变的，这样能更好地聚焦于规范的产生、扩散和内化。 然而，这一假定遭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批判建构主义强调规范应该是流动的和不稳定的。⑤ 规范所代表的对国家行为“ 正确性” 的理解与意义，一定是基于特定条件和情景而非永恒不变的。 在这一认识的推动下，规范研究的重点转移至主流国际规范的构成如何演进以及因何变化，强调规范虽然可以经历６３··■■■■■■■■■■■■■■■■■■■■■■■■■■■■■■■■■■■■■■①②③④⑤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３，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８３－３１５．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ｐ．８８７－９１７．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Ａ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６０９－６３０；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４，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ｐ．８１９－８３５； Ｄａｎｉｅｌ Ｗ． Ｄｒｅｚｎｅｒ， Ａｌ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ｐ．２８３－３１５； ＡｎｔｊｅＷｉｅｎ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８９－２３４．Ｈｏｌｇｅｒ Ｎｉ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ｋ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ｙ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９－４９．内化而成为主流，但也会发生退化从而走向衰退。① 导致国际规范转变的原因包括修正主义者发起的挑战、主导国对规范的违背和放弃以及规范对行为体实践的指导性下降等。②二是承认非西方国家也能发挥施动性而非仅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 早期的研究把规范的传播称为“社会化”，即西方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活动者如何把“正确”的理念传播至非西方国家。 这一视角遭到批评并被认为其过于片面且体现了西方的自负，忽略了在不同的背景知识和现实条件下非西方国家有可能对国际规范采取不同反应。 如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在重新定义“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的概念时强调，物质力量弱小的行为体也具有主体性自由，它们可以在规范本地化的过程中重塑其内容重塑，从而防止被支配与凌辱。③ 因此，社会